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指出,基于多数州属还未委任华人新村村长和新村社区管理委员会,导致新村发展拨款无法发放。这则新闻似乎没有引起太多关注。新村无人领导管理,拨款无法下放,基本设施的发展及维护,还有居住环境就会受影响。
新村是许多华人的集体记忆,是我国的特殊文化景观,但是随着时代洪流冲刷,新村已经与老化划上等号。越来越多村民为了寻找更多更好机会,选择离开新村,仅剩留守老人及小孩。要打破新村发展逐渐式微的局面,委任更有魄力和服务精神的村长及社区管理委员是必须的。另外,联邦房屋部和希盟州政府分别委任的新村发展官和新村协调官也有他们的角色扮演。
管理新村,规划新村,不是芝麻绿豆的事,成为村长,职称看起来没什么作为,其实作用可大,职责可重大。他们应该配合新村发展官或者新村协调官,思考及规划如何把新村经济提振起来,活化新村,改善设施,提升村民生活素质。
这些负责新村的官委人员必须有创新的思维,政府的拨款不能只是用做一般的美化和提升设施。最近流行的“地方创生”概念,应该成为活化发展新村的新理念,为新村增值及开创商机 。活化新村的争取对象,是那些出外打拚的年轻人,吸引他们回归新村参与新村发展,选择新村为长住之地。
大规模和大幅度城市化下,城市的发展日趋急速,表面上看来城市是机会处处,吸引更多人尤其是年轻人纷纷往城市谋生活,寻找机遇。然而,城市的高度和高速发展,居住环境日愈拥挤,在规划及管理不当下,生活品质未必就佳,生计和生活的压力令许多人喘不过气来。新村一旦被活化,注入了新生命,发展规划更均衡,更吸引年轻人,他们就会有更大的动力,选择回归新村生活。
甚至一些城市边缘的新村和重组村土地被侵占,徒剩下新村之名,实为城市一部分,屋价随之高涨,但设施却跟不上周边城市公寓和商区发展的步伐;身为城市一分子,却未必就同时享有城市的福利,居民生活品质有待提升。这些城市边缘新村不应该被城市化盲目、毫无妥善规划下,被无情地碾踏,旧建筑纷纷被推倒重建为新房舍;实质对新村有价值的规划应该是保留当地的特色,让它们成为城市的后花园,以为城市人提供喘气舒压的空间,并且为新村带来商机。
偏远新村和城市边缘新村都需要被照顾,如何提升发展,就需参照个别新村的特色拟定计划,以能符合当地人民的需求,并且成为召唤年轻人回归长居和就业的引力。例如新村发展官的任务就是考察各个新村的特色,为它们赋予全新的意义,打造成宜居之地,更是创业的全新基地。
活化新村,吸引年轻人的任务最适合交由年轻一代去负责。过去,村长给人的印象是由年纪较长的村里长辈担任,以塑造村子里的最高领导人的形象。这样的刻板印象被打破,不应该以年龄为限,而是能者居之。
例如希盟执政时,房地部就委任了许多年轻人为新村发展官,最年轻者为20岁,女性也占约30%,以为新村注入更多活力。
若要落实村民自主,年长者和年轻者可以通过竞选竞争村长,各自提出新村发展方案,和领导理念,再交由村民投票投选适任者。民联/希盟执政一些州属时,某些新村就有举办民选村长活动,这是活化新村的民主活动。可惜房地部已经拒绝地方选举,否则就可以扩大到全国。地方选举对于提升新村发展和活化新村有绝对的好处。
新村发展官、村长和新村社区管理委员会应该交由村民自主决定的,打破现在的政治委任制。政治委任固然也可以做到选贤与能,但是很容易就变成政治犒赏,这些职位变成地方政党基层进行政治绑桩,笼络资源和保住势力,绑住地方政治的桩脚。
国内六百余个新村、重组村和华人渔村至今未委任村长,正是因为政治权斗所致,希盟委任的村长和发展官,在希盟垮台后,任期届满,而国盟又未能及时委任,就出现职位真空,导致属于新村的资源和拨款不能适时用在新村的发展上。
当然,村民也要去深入了解新村管理委员会和新村发展官的职务范围,他们对于改善和提新村作为永续居住环境,以及保留华人文化和经济特色,任重道远。对于新村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我们不能成为局外人,更不能对掌握新村发展的人有所隔阂,不能再问村长谁来的?
《星洲日报》: 张立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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